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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。这一点德国是老师。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广为接受，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思维的主流思想，但是必须要建立一套体制来精准调控。在这方面，德国、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。

  举例说来，在医疗制度方面，既要让药厂、医生、医院等主体的积极性被市场机制所调动，又不能完全让市场信马由缰，必须由政府精准地提出一套政策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医疗。

  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，其行为基础应该是市场经济，从开发商到物业管理、住户、二手房交易等等，但政府的调控必须到位——既要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，又要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。

  第二，法制理念和体制必须生根发芽。这一点美国是老师。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抗争，从白人阻止黑人上学，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决后的骚乱；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戈尔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之争，只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并有司法系统介入，绝大多数民众

都能接受。当今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还比较薄弱，舆论、道德、政治、人情都在阻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。这就使得社会丧失了一个基本的“锚”。

  第三，必须建立一群有理想的、受约束、被激励的执政精英。在此，新加坡是老师。执政精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，这才能在社会上建立起公信，也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其不腐败。同时有理想的执政精英必须受到约束和激励，必须让其业绩与其得到个人利益相匹配。光靠“讲理想”不可能长期可持续地集聚起一群执政精英；反过来，光靠制度约束和激励也不可能维持一群有理想执政群体。有理想、受约束、被激励并不矛盾。